程会强：资源循环利用基地引用PPP和第三方治理模式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住建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推进资源循环利用基地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到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布局建设50个左右资源循环利用基地，基地服务区域的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提高30%以上，探索形成一批与城市绿色发展相适应的废弃物处理模式，切实为城市绿色循环发展提供保障。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程会强指出，《意见》的出台是我国深入发展循环经济的重大举措，是培育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有力支撑，是提高我国废弃物综合利用水平的集成保障，是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绿色发展高产田。

《意见》指出，资源循环利用基地建设的基本含义是对废钢铁、废有色金属、废旧轮胎、建筑垃圾、餐厨废弃物、园林废弃物、废旧纺织品、废塑料、废润滑油、废纸、快递包装物、废玻璃、生活垃圾、城市污泥等城市废弃物进行分类利用和集中处置的场所。

基地与城市垃圾清运和再生资源回收系统对接，将再生资源以原料或半成品形式在无害化前提下加工利用，将末端废物进行协同处置，实现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和谐共生。

谈及我国开展资源循环利用基地建设的意义，程会强表示，建设资源循环利用基地是对以往循环经济园区建设的提升，具有创新的特点和重要意义。主要表现为四方面：

一是资源循环利用基地是城市废物的集中处理场所。以往的循环经济园区或基地是分散的，功能不齐全。如“城市矿产”示范基地中未包含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等，目前己有的餐厨废弃物处理试点仅包含对一种废弃物的处理，这样各种废弃物的处理出现各种试点，产生了回收利用体系建设的不协同问题。

二是资源循环利用基地定位为新型城市建设功能区。这一定位将废弃物处理功能作为城市可持续运行、精细化管理和绿色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资源高效利用为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治理能力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了新动能。

三是资源循环利用基地有效地实现了“两网”衔接融合。城市垃圾清运和再生资源回收系统的衔接和融合既是深化环卫体制和再生产业系统改革的必然趋势，也是提高资源回收利用效率和效益的优选路径。资源循环利用基地既可实现分类回收利用，又可实现产业协同处置，最终实现废弃物高水平利用。

四是资源循环利用基地可解决邻避问题为邻利共生。资源循环利用基地的建设要求纳入城市规划，通过科学选址，合理设计处置规模，妥善处理与居住区的分布关系；通过污染防治设施的统一建设、统一运营、统一监管，信息公开透明，可变“邻避”为“邻利”。

《意见》在重点任务部分提出，在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中要“落实选址，统筹规划”。“经过‘十一五’和‘十二五’的建设，我国循环经济发展已具有良好基础。”程会强介绍称，具体来看，在工业领域，开展园区循环化改造和再制造试点，确定了100个国家级的园区实施改造和42个再制造试点；在食品安全领域，开展了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城市工作，确定了100个试点城市构建餐厨回收利用体系；在再生资源领域，开展了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工程，确定了49个基地建设；在理念宣传领域，开展了国家循环经济教育示范基地，确定了43个基地；在区域循环经济发展领域，开展了循环经济示范市县工作，确定了101个示范市县。

“资源循环利用基地建设不是空中楼阁，应该选择在现有条件好的园区和基地基础上按照创新发展理念进一步延伸和提高。”程会强指出，对于具备重新选择空间的城市，可按《意见》要求全新规划，达到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运营、高值化利用。

对于《意见》提出的“创新机制，多元运营”，程会强认为，机制创新是此次《意见》的亮点之一。资源循环利用基地的建设不仅是提高废物综合处置利用的技术平台，更是深化循环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验场地。资源循环利用是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建设资源循环利用基地需要政府、企业和居民共同参与。政府主要做好基地的规划、监管、服务职能，基地的运营和维护主要靠企业，企业是基地的内核。

因地制宜建立新型、适用性强的基地管理体系，鼓励政府和社会资本建立混合所有制企业，参与基地建设和运管。积极推行PPP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等模式，引进专业化的投资主体和运营服务商。这些都是深化循环经济体制改革的有效举措。

“因而只有通过PPP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等多种创新模式，引进专业化的投资主体和运营服务商，推动建立各运营主体利益共享机制，才能实现基地的高效、持续运营。”程会强称。（完）